业主凑26万买高音炮反击大妈广场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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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光住户开启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对抗“广场高分贝”。
昨天，鹿城区环保局监测站工作人员对市区新国光住户花26万元安装的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开展噪声检测。当天下午，鹿城区委宣传部也就此召开情况通报会。鹿城区委宣传部文化科相关负责人称，住户作为广场舞噪音的受害方，其心情可以理解，但不提倡采用“以噪制噪”这种易于激化矛盾的方式。
记者就此事采访新国光业委会相关人员与松台广场上的一些舞者与路人。新国光一些业主表示，“以噪制噪”引起争议在意料之中，这么做只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舞者则认为，广场舞是老年人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方式。对此，不少路人说，“广场舞”有利有弊，但业主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对抗，不利于问题解决。
前天，新国光商住广场C幢4楼平台上的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第一次朝对面的松台广场方向“开炮”，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
环保监测：定向音响分贝接近100
“什么声音啊，这么吵？”昨天下午3时，一名路过市区松台广场的市民捂着耳朵叫了起来。
一名自称在新国光物业上班的工作人员当时正在操控这套系统，他说，“只要广场舞一放音乐，我们也跟着放，内容主要是警报声和一些唢呐类的音乐。”
新国光业委会负责人说，如果接下来广场舞照跳，定向音响就照播。“我们不是要扰乱社会环境，这么做都是为了周围的市民尤其是学生能够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市民金先生说：“我今年快80岁啦，每天下午路过松台广场，没觉得(广场舞)有多吵啊，可听到这玩意儿(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头很疼。”许多在广场休息的市民纷纷表示，这套系统说是“定向”，但其实整个广场都被噪声覆盖，让人很不舒服。
对于新国光业主的反击，一些参与广场舞的市民表示“很委屈”。跳广场舞的黄女士说，他们尽量使场地远离居民楼，实在不行就将音响背过去。“我还自掏腰包，花800元买了个调音设备，有些男高音唱响了，我们就把音响声音调低。这么做，都是为了尽量不惊扰到周围的住户。”
昨天，鹿城区环保局监测站现场工作人员站在新国光商住广场对面，用噪声振动测量仪器对业主的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进行两次检测，数据分别为93分贝与93.9分贝，严重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在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为主要功能)所要求的白天60分贝、夜间50分贝的标准。监测人员称，相比广场舞，这种噪声对人体的健康影响要大得多。
相关部门：考虑出台“曝光制度”
昨天下午2时召开的情况通报会上，鹿城区委宣传部文化科相关负责人柯胡斌说，全区目前900多个文化团队中，登记的有332个。“进行团队登记便于我们更好地管理，但社区中，确实还有很多小团队(难以管理)。”
1月21日，鹿城区正式出台《广场文化活动公约》，该《公约》对广场文化活动的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都做了规定，如要求时间应控制在2小时之内，建议在每日7时至12时、14时至21时之间开展，特殊时期应暂停活动，白天、夜间分贝分别不宜超过60分贝、45分贝等。
柯胡斌介绍，《公约》出台后半个月内，监督办公室接到的投诉电话(0577-55566591)每天都有7个，近一个月来每天降至1个左右；从区域来看，马鞍池一带尤其明显。“重复投诉的情况少了，这说明《公约》作为一种导向性标准，已经起到了初步成效。”同时，柯胡斌表示，广场舞问题作为全国性的难题，仅靠一两个部门远远不够，需要多方配合，做到堵疏结合。
鹿城区委宣传部文化科有关人员透露，下一步会考虑出台“曝光制度”，对于市民投诉量大的文化团队，会在媒体上予以曝光。
温州民间智库理事欧阳后增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噪声污染，公安、行政执法、环保等部门应联合执法管理，公园管理处和物业以及相关街道社区也应及时介入，参与监督。
“广场舞本身是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处理得当便是风景，过度了就会产生矛盾。我建议，对广场舞应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并且进行物理减噪，避免问题升级。”欧阳后增说，业主的“音炮对抗”确实有些过激了，但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现代城市“文明病”。“既然是‘社会病’，就需要‘润滑油’。”
读者建议：跳广场舞何不试试无线耳麦？
新国光业主购置“音波武器”向广场舞大妈喊话，在网络引起热议，仅腾讯网转载10小时后就有1000多条评论。
网友“超超”的留言引来300多人“点赞”。他说，“一群年轻人不顾老人眼光，一群老人不顾年轻人眼光，其实都是同样的配方。”
网友“跑步减肥”则评论这种“以噪制噪”的行为就像七伤拳：“伤心伤肺伤肝伤脾伤肾，而且伤人伤己。明明有理在先，如今却自损八百。”
有读者反映，既要跳“广场舞”，又不想扰民，为何不试试济南做法？据悉，在山东济南道德街道新世界阳光花园小区，这里的大妈跳广场舞时，都戴着一个大大的无线耳麦。除了大妈们整齐有节奏的踏地声外，现场听不到任何音乐伴奏声。
见习记者 叶临风
记者手记
“文明病”的文明疗法
在采访中，记者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退休干部。他爱拉着老伴，准时准点地去跳广场舞。问及原因，他回答：“子女不常在身边。”
这样写，并不是要拉偏架，想给翩翩起舞的大叔大妈拉一点同情分，而是要借此说明，广场舞扰民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明病”，简单粗暴的治疗方法未必会奏效。
就在有关各方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动脑筋之际，记者不禁想起在香港旅游时看见的一幕：在深夜11时乘坐大巴时，一名老奶奶背着双肩包噌噌地上了二层，一问竟是独自去澳门两日游的；白天，路上到处是穿着运动服的老人，从社区跑出去，跑向四面八方。这从另一侧面说明，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相关部门的管理举措外，还要改变文化配套设施的匮乏和滞后。见习记者 叶临风
